从一组数字剖析我国“渔药”前行过程中的辉煌与尴尬

渔药这个名词最先源自于1997年农业部《渔药手册》编辑委员会编撰的《渔药手册》,此后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NY5071-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渔药使用规范》(SC/T 1132-2016)等标准中予以进一步认可。渔药属于药物的范畴,它是为了提高水产养殖产量,用以预防、控制、治疗和诊断水产动植物病、虫、害,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理机能,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促进养殖对象健康生长,以及改善养殖水体质量所使用的一切物质。渔药必需受到国家药事法制约。

“渔药”从它诞生之日起,有过它的辉煌,因为它对我国水产养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走过着很多彷徨的路程,充满着不少尴尬的局面。时至今日,渔药这个名称还没有被官方认可,以至五花八门的名字簇拥着它:水产养殖用兽药、渔用药物、水产药、水产养殖动保产品、水产养殖投入品、水质/底质改良剂、非药品等等,无形中给它罩上了一种既不正统、也很随意的外衣。渔药是因水产动物疾病而诞生,也随着水产动物疾病研究的深入而发展,我们从它诞生、前行过程中的一组数字,即可看清我国”渔药”所走过的历程,蹒跚的脚步以及未来的道路。

1000多年以前。

我国渔药的诞生和应用有着渊源的历史。早在1000多年以前,北宋苏轼(1030-1101)在《物类相感志》中就曾描述,“鱼瘦而生白点者名虱,用枫树皮投水中则愈”; 此后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1628)也曾指出,“鲺如小豆大,似团鱼,凡取鱼见鱼瘦,宜细检视之,有,则以松毛遍池中浮之则除”;这里所指的“枫树皮”、“松毛”等就是最早的渔药原形。这些发现要比欧美公认的发现者Baldner(1666)要早数百年和数十年,渔药源自于我国当之无愧。

老 3样。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水产养殖业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养殖密度较小,集约化水平低,纵然时有疾病发生一般也不太严重,不会造成疾病大规模的暴发和流行,损失也较轻微。在这个时期渔药主要是针对鱼塘的消毒和应对一些并不太严重的寄生虫鱼病,因此使用的渔药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化学类药物,如生石灰、高锰酸钾、食盐、硫酸铜、硫酸亚铁、敌百虫等,其中生石灰、硫酸铜和敌百虫使用最多和最频繁,而且能基本解决水产养殖中存在的大部分病害问题,因此人们在一个比较长期的时间内将其类称为“老三样”。这个时期渔药发展相对滞后。

第1。

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了渔业“以养为主”的方针,水产养殖高速发展,养殖产量逐渐超过了捕捞产量,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水产养殖大国。随之水产动物病害也日趋严重,如草鱼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等主要淡水养殖鱼类暴发性流行病一度威胁着水产养殖的健康发展,解决这些疾病造成的危害成为国家重点攻关的研究课题。从80年代末期开始,科研人员通过对病原、病理、流行和防治深入研究,带动了渔药应用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一大批防治病毒性鱼病、细菌性鱼病、真菌性鱼病以及寄生虫病的渔药。经过11年的研究,“鱼服康”于1988年成为我国第一个有组方、有批文、名正言顺的防治细菌性鱼病的商品渔药产品;通过药效、稳定性、毒性毒理、残留、生产工艺、临床试验以及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研究,“鱼用强氯精” 于1998年获得了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司药政处”颁布的第一个国家标准的消毒剂渔药产品,由此带动了次氯酸钙、氯铵T、二氯异氰脲酸钠等消毒类渔药在鱼病防治上的应用;菊脂类杀虫药是摒弃传统的杀虫理念,采用高毒性农药原料合理应用于水产上的第一个高效杀虫类渔药制剂,曾以“灭虫精”、“灭虫王”等商品名疯迷于渔药领域,神奇地解决了水产养殖中的中华鱼蚤病、锚头蚤病等寄生虫鱼病的流行,深受养殖户的青睐。借助以上一些第一个渔药制剂的生产、应用和推广,我国渔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带来了我国渔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产值升至 4亿元。

农业部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试行) 》, 1994年发布了《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 (试行) 》,并决定自1995年7月1日起对渔药生产企业实施GMP管理,各地新建的生产企业必须经过GMP验收合格后, 才能发给《兽药生产许可证》”;在2005年12月31日前未取得《GMP合格证》的渔药生产企业, 将被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 不得再进行生产。在这种新的要求下,我国的渔药生产企业开始迈出了正规的步伐。2004年底我国专业生产渔药的企业就达150家, 附带生产渔药的兽药企业有300余家,全国有近450余家的生产规模,生产品种达500余种,年产量2.5万吨,产值达4亿元以上(仅为有国家和地方标准的渔药制剂,不包括微生态制剂等),已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187个渔药制剂升为国标渔药。

2004年11月9日农业部发布了426号公告:在2005年前,“清理兽药地方标准和换发原兽药地方产品批准文号”,兽药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即“地标升国标”)。2005年6月13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渔药企业地方标准升国家标准研讨会”,并由93家渔药企业以及6家农业部渔药临床试验单位成立了地标升国标技术协作组。协作组对业内企业提交的334个渔药地方标准审查后选定了其中的237个委托农业部渔药临床试验单位进行临床试验,开始了数年的渔药地标升国标的历程。渔药地标升国标是我国渔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对规范渔药的生产和销售、确保渔药的使用安全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截止2009年年底该工作结束,187个渔药制剂(剂型)获得了国家标准,除个别稍后被取消外,大多数一直沿用至今。

“非药品”产值达100亿元。

渔药地标升国标后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造成了水产动保产品(“非药品”)充斥市场,水产动保(“非药品”)企业快速膨胀的局面,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困扰着我国渔药的管理和使用安全。地标升国标后,有一大批无法升为国标的渔药产品,特别是水质(底质)改良剂,用于调水的微生态制剂,由于养殖生产的需要,只能以动保产品(“非药品”)的名义与国标渔药“水火相济,盐梅相成”。进而在这类产品的掩护下,有些安全性不明或存在较大问题的化学类抑菌杀虫药物、灭藻药物、消毒药物也以这种形式充塞渔药市场,造成了若干乱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国有水产动保(非药品)生产企业近2000余家 (包括部分GMP企业),经营企业达20000多家。水产动保(非药品)涉及的商品达10000余个,产值100亿元以上,占据渔药产值总额的8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90%。除此之外还有较大量的肥水类产品。这种水产动保(“非药品”)产品导致了管理的盲区,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方面的 8大成果。

20世纪未到21世10年代,随着全社会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人们认识到渔药使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控制其风险,合理使用是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攻关课题、863计划、农业部行业专项等重点项目的资助下,我国研究人员在渔药理论基础与应用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绝的成绩,为建立“渔药药物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1)强化了渔药应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通过渔药代谢酶、渔药作用的受体,从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